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继续前行
2022年08月12日 08:10 来源:《190aa即时指数电脑版报》2022年8月12日第2469期 作者:本报记者 王俊美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伴随着各种动荡和曲折。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人员、货物流动受到了极大冲击,一些人对全球化能否持续下去产生了分歧,出现了类似“去全球化”“慢球化”一类的表述。7月21日,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艾莎贝·洛茨(Elsabe Loots)于“对话”网发文,分析了全球化的演变历程。围绕当前的全球化发展进程等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有关学者。

  全球化发展历程

  世界经济论坛将此前的全球化历程分为四波浪潮。第一波始于19世纪后期,于1914年结束。彼时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交通和通信技术得到极大改善。第二波以1945年为起点,于1989年结束。第三波始于1991年苏联解体,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结束。2010年,随着全球经济从金融危机中复苏,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兴起,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提高,世界迎来了第四波全球化浪潮。目前,人们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这样两个问题:现在世界是否正在经历第四波全球化的退潮?各国是否准备好迎接第五波全球化的来临?尽管有不少学者提出,第一波全球化的回落期与当前世界局势具有相似性,但这些相似之处是否意味着全球化退潮,当今世界是否正在经历“去全球化”或“慢球化”,目前来看,各种观点都缺乏足够的证据。

  洛茨认为,1914—1945年,全球化的回落主要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其他的影响因素还包括1918—1920年西班牙流感,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以及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这一时期全球化退潮的表现特征是地方保护主义高涨、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增加以及国际贸易普遍收缩。洛茨表示,当前的全球背景与以上时期确实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例如,当前世界仍在与新冠肺炎疫情作斗争;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加剧了全球不确定性和粮食短缺,同时导致天然气价格上涨,进一步影响全球价值链;各种消费品和能源价格的上涨给总体价格水平带来压力;全球通货膨胀持续,美国、欧洲多国通胀率达到40年来最高水平;地缘政治挑战进一步加剧,导致贸易伙伴关系和地区主义的潜在变化。

  迎接第五次全球化浪潮

  洛茨表示,“去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逐渐变少,其特点是更强势的民族国家、本地化的解决方案、更严格的边境管制。此外,近期还出现了一种“慢球化”的说法,指的是通过贸易、金融和其他要素的流动来持续整合全球经济的速度明显放缓。经济全球化的相关数据表明,即使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之前,全球化的减速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世界商品和服务出口。2008年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结束时,世界商品和服务出口占全球GDP总量的31%,创历史新高。2011—2019年,这一数据缓慢降至全球GDP的28%,并在疫情到来后进一步降至26%。第二,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这一数据在2016年达到2万亿美元的峰值,随后呈下降趋势,在2019年降至1.48万亿美元。到2020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比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水平还低了20%。第三,外国直接投资占全球GDP的百分比。该百分比在2007年达到5.3%的峰值后不断回落,在2015年和2016年时仅为3.5%,2019年下降到1.7%,2020年下降到1.4%。第四,跨国企业数量。2008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报告的跨国企业数量为8万多家,2017年该数字下降到约6万家。第五,世界私人资本流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相关数据显示,2014年参与调查国家的私人资本流动达到4140亿美元,随后呈下降趋势,2019年跌至2290亿美元。

  当前,有关全球化发展态势存在诸多争议。例如,各国是否会像全球化第一波浪潮之后那样退出全球化;近年来的全球化放缓态势到底是“去全球化”的前奏,还是因世界经济从疫情中缓慢复苏而呈现的“慢球化”现象。洛茨表示,第一波全球化退潮的教训使世界各国意识到,盲目地与他国公司签订合同和协议可能会存在问题,需要谨慎地选择贸易和投资伙伴。虽然由此导致了保护主义和内向型政策的蔓延,但这与彻底的“去全球化”还有很远的距离。当前,最有可能发生的是供应链的区域化和碎片化,这将致使全球化进程中的“去全球化”和“慢球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一系列全球外部冲击,需要人们对全球化进程进行全面思考、重新定位和改革,从而引领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

  调整政策以提高韧性

  英国《卫报》4月份刊文称,“去全球化”的趋势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可以肯定的是,加强国际合作是一件好事,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还是需要全球性方案,各国总是会在合适的时间开始寻求合作。但目前全球能源价格高企,将货物运往其他国家的成本很高且不可持续。在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到来之前,各国希望能够更好地掌握自己的经济命运,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人们对生活成本上升、生活水平下降和不平等加剧感到不满,会引发对全球化的逆反情绪。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欧洲研究所访问学者锡南·乌尔根(Sinan ?譈lgen)表示,面对人们对全球化的不满情绪,政策制定者必须重新构建全球化框架,同时保证促进全球化增长的核心动力始终存在。各国需要花大力气对制定全球治理规则的相关机构进行改革,不仅要减轻全球化造成的负面影响,还要积极增强其正面外部性。目前,有的国家已经提出了重新连接全球化的各种建议,然而,这些合理的要求与全球化改革的现实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有待进一步完善。

  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了快速发展。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经济学教授托尼·马金(Tony Makin)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国际贸易壁垒的放开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国际商品贸易。相关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贸易进出口总额占世界的7.7%,比2001年增长了近4倍。虽然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出口势头造成了一定影响,但中断是短暂的,2021年中国出口额飙升,远高于2008年前的峰值。相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国对全球化的拥抱使其成为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体。

  马金表示,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伙伴之间“一荣俱荣”,全球经济放缓减少了对中国出口的需求,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而经济增长放缓又反过来使中国对进口的需求减少,进而降低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采取了重新平衡经济的政策。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处于合理均衡区间,这表明中国在实现经济增长时更加注重内需驱动。这将对贸易和商品价格产生溢出效应,进而产生深远的国际影响。内需驱动有助于增强中国经济的韧性,更好地应对“去全球化”的冲击。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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