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贤之德润无声·“钱、杨”
2022年10月12日 10:21 来源:《190aa即时指数电脑版报》2022年10月12日总第2506期 作者:柳鸣九/自述 刘玉杰/整理

  几十年来,我们这些晚一辈的人,当面都称呼钱锺书、杨绛夫妇俩为“钱先生”“杨先生”,而背后则简称为“钱、杨”,但不论是哪个称呼,都充满敬意。

  钱、杨两位先生分别生于1910年和1911年,比我年长二十多岁,是我的长辈。

  我第一次知道钱锺书其名是20世纪50年代初我在湖南省立一中念高中的时候,时年十七八岁。那时,我在学校图书馆的开架书中,不止一次看到由开明书局出版的《谈艺录》,但当时我阅读的层次还没那么高,只觉得那书很古雅,也很深奥,因此,没有借阅它,失去了受启蒙的机会。后来上了北大,同宿舍上下铺的同班同学叫吕永祯,他上大学之前,就读过一些古书与深奥的书。记得大学二年级时的他早已经对老子的《道德经》甚为熟悉了,经常赞不绝口,他经常称赞的还有《谈艺录》,“学问大啦,学问大啦”,他总这么叹道。还特别有一叹:“旁征博引,外文材料真多!”要知道,外文系学子的崇拜往往更偏重对外国文化知识的崇拜。

  1950年代我们这些大学生在求学之中颇有些“你追我赶”的心理,你看过的书,我一定要设法弄来一读,在他的影响之下,我总算读了一读《谈艺录》。果然是学识渊博,根底深厚,议论精微,令人感叹!可惜那时我事先订了一个庞大的课外阅读计划,要啃完《鲁迅全集》,并限期完成,因此,没有来得及仔细研读《谈艺录》,而这本书是必须潜下心来细嚼慢咽的。即便是粗读,《谈艺录》也足以形成我最初对学术的一个理念与生平的第一道学术标准,那便是“旁征博引”,如果再提纲挈领加以简单化、通俗化,那就成了“愈是引证得多,愈是学问大,愈是外文引证得多,学问就更大”。在这一简单化的学术标准理念指引下,自然很容易就建立起“钱锺书崇拜”,把钱锺书当作一个远处的目标,一个前进的方向。这种理念、这种崇拜一直贯彻在我早期的治学活动中。而不自量地“东施效颦”,则往往把自己弄得很苦。

  记得我的第一次“东施效颦”是在大学高年级写论文的时候,导师是闻家驷教授,我选的题目是《论雨果的〈艾那尼〉》。心底里既有《谈艺录》为偶像,就不自量力欲小试牛刀,很想把论文写得“有点学问”,为此,便去把雨果的若干文艺理论找来读了读,那一次尽管是甚为初级的幼稚的“引证”,但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练习,而“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是膨胀了论文的体积,正如雨果所嘲讽的那样,像一支军队补充了粮草辎重而显得声威大增,甚至引起了同班一位优等生的关注,以至于他“礼贤下士”地前来借阅参考。更值得我自己纪念的是,这次“治学之举”导致了我后来去翻译雨果的文艺理论,1980年代初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其最初的源头就是巍巍“钱山”麓下的一道涓涓细流。

  我在北大当学生时期,钱锺书四十多岁,还没有出版他的皇皇巨著《管锥编》,他的著名小说《围城》也尚未再版,还未广为人知,那时他的名声远不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么大,而仅仅是以《谈艺录》而深得学子景仰的。不过,仅仅这一本书,就使得他在后生晚学心目中成为一把尺度、一个标准、一个偶像,人们不是崇拜他有体系与思辨能力,而是崇拜他掌握知识的非凡能力与他所掌握知识的巨大容量。试想,旁征博引,信手拈来,不是来自人所共知的经典读物,不是来自大路货的资料汇编,而是条条款款均来自书山文海的深处,这得找读多少书?这得有多快的读书速度?一步步走是不行的,必须是飞,但又必须是一步步走的,否则你如何能发现散落在小径边、丛薮里的一颗颗“思想钻石”与一丝丝历史文化的遗迹?寻觅到少数几颗、少数几丝或许并非不可能,但要像钱锺书那样有丰盛的发现与采撷,可就“难如上青天了”,这种难度只有干过这事的学子才有若干感受,行外人是很难体会到的。不言而喻,对旁征博引、对典故、对注脚的向往是学子的一种特殊的癖好,是学子常有的“学术崇拜”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即使钱锺书的《谈艺录》在旁征博引方面还没有达到后来的《管锥编》那种程度,但也足以为青年学子提供一个顶礼膜拜的偶像。

  出了大学后,我仍在“东施效颦”的路上走了好些时候,总要在自己的文章中力求达多少多少引证与注脚,虽为东施小技,与“西施”有天壤之别,但随着年龄的渐长、学力的渐增,此种“效颦”之举似稍成了一点气候。1963年我写《新小说剖析》一文时,为了用“充足的粮草”和“完备的辎重”以“壮大军威”,不惜泡在图书馆里,把《费加罗报》《文学新闻报》《法兰西文学报》《新批评》《欧罗巴》等五六种法文报纸杂志,逐年逐月逐日地普查了一个遍,结果在一篇25000字的文章里,做出了63条注脚引证(《世界文学》1963年第3期),这在当时的学林,也算得上是小小一景。不过,说老实话,模仿之路,效果并不好,我只顾使劲把从外国书刊上摘出的评论、引文一一设法安排在文章的各个部位,几乎就是用思路与文笔去串联这些材料,或者说是让自己的论述在一条条材料与引文之中蜿蜒伸展。

  在我治学的早期阶段,这类故伎我可没少重演,又如:写一篇10000多字的《论拉法格的文学批评》时,塞进去53条注脚引文,写一篇20000多字的《论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则塞进去96条注脚引文。

  在我见到钱锺书之前就已经形成的钱氏崇拜与“旁征博引”情结,的确使得我在早期治学中相当疲于奔命,日子一久,我就深感钱氏那种绝技是与他一目十行的阅读速度,过目不忘、博闻强记的天才记忆力分不开的,而这些天赋禀能是我所欠缺的。我要做到“旁征博引”,那么平时读书时就得一张张做卡片,把将来也许可引证的材料与见解抄下来,显然,这是脚步笨重地蹒跚而行了,结果弄得自己很累,于是,我逐渐悟出钱氏这门绝技我是学不到家的。而且我还深有所感:在文章写作过程中,如果一心想方设法去安排一条条材料与引文,势必妨碍思路的顺畅、文笔的流利、意旨的层层深入,把本来尚可保有的一点优势也都丧失殆尽。在认清了这点之后,自己就从原来的情结中解脱了一大步。加之分配到190aa即时指数电脑版工作后,受到的历练是多方面的,营养来源也是多渠道的,数量多多的名士大儒并肩而立,精神风采,争艳斗胜,给人以多元的启迪与熏陶,这里有何其芳明晓透彻而又富有文采的说理;有蔡仪严密得令人折服的体系建构力与思辨能力;有李健吾的才气横溢与文思灵动;有卞之琳的精巧与细腻;有唐弢的平易近人中的深邃……走在这样的山阴道上,是令人应接不暇的。原来那种单打一的情结,自然缓解了不少,但在我心灵深处,钱氏的学贯中西与旁征博引始终代表着最高的学术境界,在自己的“作业”中,我也始终保持着对引证与材料的重视,因此,对我早期一部分理论文章,从没有人认为是“空头理论家的玩意儿”,因为有钱氏这碗酒垫底,毕竟就有了若干底气,总算最后得到了一个眼界甚高的评论家这样的评语:“柳某某的引证充足而适当。”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家雅事”丛书之一《柳鸣九——法兰西文学的摆渡人》,有删减)

责任编辑: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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