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文明观的人学意蕴
2022年07月29日 08:02 来源:《190aa即时指数电脑版报》2022年7月29日第2459期 作者:张梧

  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建构“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为之奋斗一生的理论主题与价值追求。这从根本上决定了马克思有关文明的洞见必然具有人学意蕴。如果说恩格斯把文明理解为“一种实践事物,是一种社会属性”,由此为文明观奠定了存在论基础,那么马克思把文明的“原则高度”理解为“人的高度”,则为文明观赋予了人学意蕴。

  马克思文明观的独特性质

  鉴于文明概念在马克思的文本世界中具有多重含义,所以要先行辨析马克思的文明概念,否则相关讨论势必沦为马克思所批评的“这一切都是由于‘文明’的空话而说的”“庸俗的见解”。大体说来,马克思的文明概念有以下四种。

  第一种文明概念是指人类摆脱了蒙昧野蛮状态的“文明时代”。随着氏族的解体、分工的发展和国家的确立,人类社会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这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明观。

  第二种文明概念是指各地域分别形成的文明样态。马克思既探究西方文明的发展脉络,也关注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历史命运。这是文明的复数形式,即文明要素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表现形式,具有不同的文明面貌和各自的文明理念,因此是多元平等、交流互鉴的关系。

  第三种文明概念是指社会发展的进步状态及其积极成果。基于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人们把不同社会归纳为“未开化”“半开化”和“文明社会”。马克思也沿袭这种文明观,把“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理解为“文明的一切进步”。

  第四种文明概念是指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状态及其条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以往全部历史都称为“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与人类学的文明概念相比,马克思的“史前时期”显然是转喻意义上的前文明概念,这反而彰显出马克思文明观的真实意蕴。在马克思看来,文明的真正开端,即“人类社会”,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马克思划分“史前时期”与“人类社会”的判断标准正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如果说前三种文明概念是马克思与其他思想家通用的文明概念,那么第四种文明概念则标识出马克思文明观的独特性。文明不仅被理解为社会客体的进步状况,同时也被理解为作为主体的人的发展水平。

  马克思文明观的主体转向

  与以往文明观相比,马克思文明观的重心从社会客体转向人的主体。他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文明,实现了文明观的“主体转向”。根据唯物史观,文明发展固然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而人的发展则是文明发展的原则高度。

  首先,人的发展是衡量文明程度的评价尺度。之所以说前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相比于资本主义而言是野蛮落后的,就是因为人受制于直接依赖关系或依附关系而没有独立性,同时人的能力也“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同样,与社会主义相比,资本主义也是野蛮落后的。一方面,资本主义没有摆脱以往文明发展的“对抗规律”,文明“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少数人的文明是以多数人生活在“文明的阴沟”为代价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增加新的矛盾,即人与物的颠倒。古代世界的崇高在于人是生产的目的,而现代世界把人沦为物的手段,物的发展则是以人的异化为代价的。

  其次,人的发展构成了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在马克思看来,文明的发展动力源于人的发展,准确地说是源于自由时间。针对资产阶级“资本等于文明”的观点,马克思指出,“既然所有自由时间都是供自由发展的时间,所以资本家是窃取了工人为社会创造的自由时间,即窃取了文明”。在此,马克思直接把自由时间视为文明。因此,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勾勒出从必然王国通往自由王国的途径时,他把“工作日的缩短”视为“根本条件”。

  凸显人的发展在文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是要把人的发展同社会发展对立起来。基佐也提出,文明由两大事实组成,即人类社会的发展及人自身的发展。然而,基佐把“人自身的发展”仅仅视为脱离物质基础的“道德的发展”,就像施托尔希批评斯密只关注物质财富而要研究作为“文明要素”的“内在财富”。这些做法被马克思斥为“文明的空话”,因为他们把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对立起来。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是同步展开、内在关联的同一个过程,因为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

  从“资本文明面”到“文明新形态”

  马克思文明观的人学意蕴,不仅阐明人的发展与文明发展的内在关联,而且旨在开辟人类文明经由“资本文明面”而通往“文明新形态”的发展道路。对人的发展而言,资本主义文明仍然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马克思指出,全面发展的个人要想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这就意味着,人们不能因为资本主义“敌视人”而停留在“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的浪漫主义想象之中。构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文明新形态,不仅要占有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更要扬弃资本主义的异化状态,“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

  首先,就人与物的关系而言,人的发展应当是驾驭物质条件的自主发展。明明是人创造了文明发展的各种条件,然而它们却反过来成为异于人的桎梏,“使个性完全屈从于这样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采取物的权力的形式,而且是极其强大的物”,这便是资本主义的“文明之谜”。所以,通往自由王国的首要条件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

  其次,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人的发展应当是普遍共享的共同发展。根据恩格斯的指认,看似奴隶制在高度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不复存在,然而“隐蔽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构成了“文明时代的基础”。这种剥削不仅是剩余价值和物质成果的剥削,而且是自由时间乃至发展空间的掠夺,后者构成了比物质再生产更重要的“社会关系再生产”。这意味着大多数人的向上流动空间和自由发展条件的永恒沉沦。就此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是人人共享发展成果,而且是人人共享发展机遇。

  最后,就人与我的关系而言,人应当高度自由地全面发展。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发展呈现出“身不由己”的状态,人被局限在分工体系之中,甚至被矮化为机器体系的一个“零件”。就此而言,人的发展样态在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呈现为“君子不器”的状态,用马克思的话说,“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

  对人类文明新形态而言,“资本的文明面”既是人的发展的必要前提,也产生出种种限制。文明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对这种限制的扬弃过程。在此意义上,让“这种限制被意识到是限制,而不是被当作神圣的界限”,这便是当今时代要从哲学高度探讨马克思文明观的全部意义之所在。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济宁干部政德学院)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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