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理由” 看马克思政治文明新形态构建
2022年07月29日 07:58 来源:《190aa即时指数电脑版报》2022年7月29日第2459期 作者:王时中

  在政治思想史上,16世纪和17世纪之交的政治话语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转变,堪称“政治学革命”。这一场革命的具体成果,就是与“道德理性”“公民理性”相对的“国家理由(国家理性)”逐渐成为政治学的关键词。

  就词源来说,“国家理由(理性)”是“国家”(State)与“理由(理性)”(Reason)的结合,这个新概念的出现改变了政治的内涵并催生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如果说在古代的城邦国家,个人伦理与国家伦理彼此相符,道德与政治之间并无冲突,“国家理由”观念则明确主张:国家利益是政治生活的最高目标和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可能违背既定道德或法律的各种手段措施来捍卫国家利益。圭恰迪尼、马基雅维利等都是“国家理由”观念的主张者。本文试图以“国家理由”为视角,以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主要文本,通过揭示马克思对自由主义与黑格尔主义“国家观”的超越,提炼马克思政治文明新形态的形式。

  一般来说,“国家理由”需要回应三个问题:为何需要国家?国家应当为何?如何才有国家?围绕着这些问题,近代以来有两种典型的理论形态:一种是自由主义国家观,一种是黑格尔主义国家观。前者来源于基督教的二元主义政治观。这种国家观根本性地拒绝了世俗性僭越神性的企图,并将国家视为“以恶制恶”、促进正义的工具,国家在这个意义便是一个消极的世俗性存在。与此相异,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所展开的“国家理由”既反对自由主义对“国家”之必要性与正当性的论证,也没有接受与之紧密相关的基督教的二元主义价值观。虽然黑格尔也意识到,现代市民社会中,“具体的人作为特殊的人本身就是目的,每一个特殊的人都是通过他人的中介,同时也无条件地通过普遍性的形式化的中介,而肯定自己并得到满足”。同时,他也肯定“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使思想感到荣幸,因为它替一大堆的偶然性找出了规律”。但他还是坚决主张,市民社会的“特殊性”应该以原则的“普遍性”为前提。原来,相对于英法国家,黑格尔所处的德国是一个后发展国家,为了回应英法等发达国家的挑战,必须寻求一种后来居上、弯道超车的力量,“国家”便是当仁不让的选择。事实上,黑格尔谈论的也不是具体的“国家”或者“制度”,而是作为“理念”的国家。“国家”乃是绝对精神的现实化,是作为伦理理念的现实。

  由此可见,黑格尔主义的“国家理由”与自由主义的“国家理由”存在着明显差异:自由主义坚持市民社会的自足性与自主性,将国家视为“工具”与“守夜人”,强调国家的“相对性”与“受动性”;而黑格尔将国家视为理念,视为“神在地上的行进”,强调的是国家的“有机性”与“绝对性”。在黑格尔看来,自由主义在市民社会语境中论证的国家,内容太少了,因此才将自由主义的市民社会视为应被国家扬弃的“需要的体系”。在现实中,“自由主义”代表的是英美自下而上的演化型现代化模式,黑格尔主义所代表的则是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赶超型现代化模式;在近代以来西方的民族国家建构与现代化的模式中,前者可以称为“盎格鲁模式”,后者则可以称为“普鲁士模式”。虽然这两种典型模式均具有较为充分的正当性根据,但对国家的地位与功能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国家观是思辨哲学的应用,错误在于混淆了政治国家有机体与政治制度的现实之间的差别。但马克思也肯定,黑格尔“把政治国家看作有机体,因而把权力的不同不再看作机械的不同,而是看作有生命的和合乎理性的不同,——这是前进了一大步”。换言之,如果说自由主义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立场出发,将“国家”视为“市民社会”的补充,那么黑格尔却认识到了“国家”的相对独立性,从而拒绝了“自由主义”这一推理。相对于自由主义所主张的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的三权分立,黑格尔的国家形式区分了王权、立法权与行政权,并将三者紧密关联起来成为一个有机体。而马克思则在批判黑格尔政治权力形式的过程中展示了政治文明的构想。

  其一,就王权来说,黑格尔肯定立宪君主的普遍性与决断权力。马克思以“人民主权”批驳黑格尔的“君主主权”,认为黑格尔完全颠倒了两者的关系,因为“人民主权不是凭借君王产生的,君王倒是凭借人民主权产生的”。此时的马克思明显借助于费尔巴哈的观点:“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

  其二,关于行政权,黑格尔将审判权、警察权赋予市民社会与同业公会,而将行政权视为君主固有主权的客观方面,认为这个客观的方面通过“官僚政治”充当着君主固有主权的主观方面与市民社会之间的“中介”,从而实现“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同一。但马克思认为,黑格尔赋予行政权的同一,完全是“虚构的”“肤浅的”。因为这里的行政权不过是夹在君主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官僚政治”而已。黑格尔完全没有阐明官僚政治的内容,“只是给官僚政治的‘形式的’组织做了某些一般的规定,而官僚政治实际上只是它本身以外的一种内容的‘形式主义’”。

  三、关于立法权,黑格尔一方面认为立法权本身是国家制度的一部分,国家制度是立法权的前提;另一方面,又认为国家制度通过法律的不断完善、通过普遍行政事务所固有的前进运动的性质,得到进一步发展。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只是将国家制度与立法权之间的冲突视为“国家制度和自身的冲突,是国家制度这一概念中的矛盾”,他不仅没有认真对待这种“现实的冲突”,而是遁入想象的“有机的统一”,而“这不过是一套空洞神秘的遁术”,因此他陷入了“二律背反”。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当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之后,即“立法权代表人民,代表类意志”,才能真正消解黑格尔所谓的“二律背反”。

  如果说黑格尔所谓的国家,乃是基于德国的哲学与文化传统,对英美自由主义国家观的德国式“回应”,那么,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的马克思,明显还是在费尔巴哈哲学的延长线上。因此,基于思维与存在、观念与现实之间的二元关系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实质是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批判,这个批判路径与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不止于此,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时候,不仅揭示了市民社会的基础性地位,还在“国家”的层次展示了既不同于市民社会,又不同于黑格尔国家观的政治形式,这就是相对于“君主主权”的“人民主权”、相对于“等级制”的“代议制”,以及沟通两者的“行政权”的相对独立性。相对于以往的研究者在“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论断下,忽视了“国家”层次的挖掘与论证,我们从“国家理由”切入到马克思政治文明思想的挖掘中,认为马克思既批判性地接受自由主义的理论成果,又没有陷入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渊薮之中,而是在对两者的“跨越性批判”中构造了一种政治文明的新形态。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哲学院、南开大学政治哲学与和谐社会建构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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