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唐文治的人生世界
剧变时代新旧不是彼此排斥的矛盾体
2022年09月21日 09:53 来源:《190aa即时指数电脑版报》2022年9月21日总第2496期 作者:熊湘

  近现代中国涌现出大批心怀天下的能人志士,其出入进退往往与彼时国家命运、政局波动、文化冲突息息相关,其人生经历折射出时代变迁。在近现代学术史、教育史上,唐文治是值得一提的重要人物。他既是持守旧学的古文家、理学家、近现代重要的国学传续者,又是成绩卓著的教育家、中国大学工科教育的有力推进者,他还曾担任晚清高官,是当时一些重要政治、社会事件的见证者、参与者。梳理唐文治的人生轨迹,不仅能深刻把握其品格、思想、学问、文章,还能借此观察近现代社会、教育和文化变迁的重要侧影。

  考订以往年谱之误

  唐文治撰有《茹经先生自订年谱》《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续编》,陆阳撰有《唐文治年谱》。与以往年谱相比,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刘桂秋编著的《唐文治年谱长编》(以下简称《长编》)一书材料更加丰富。编著者一方面从《茹经堂文集》中搜检出相关信息,订补谱主生平;另一方面从《申报》《锡报》《新无锡》及其他乡邦文献中辑出大量唐文治著述和生平资料,并通过与唐文治有交集者的文集(如盛宣怀《愚斋存稿》)、年谱(如《张元济年谱》)、日记(如王清穆《知耻斋日记》)、书信(如“盛宣怀档案”中盛宣怀与唐文治往还信札)及其他回忆文字,唐文治的生平言行得以充实,足见作者爬梳辑佚之力。

  唐文治《自订年谱》虽因谱主自订而具有权威性,但不代表其中的记载完全准确。对于以“抵近历史真实面貌”为宗旨的《长编》编撰来说,史实纠谬的意义自然不可忽视。编著者自言填补、辨正唐文治生平资料中的空阙疑难和错讹谬误之处,是编撰《长编》的基本动机。考订《自订年谱》及以往记载之误,由此成为一项有价值的内容。如“商部奏呈朝廷,请拨西直门外乐善园地兴办农事试验场”一事,《自订年谱》系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长编》根据《政艺通报》《申报》和《清史编年》确定实际时间为光绪三十二年(1906)3月22日。唐文治任江苏教育总会会长一事,《自订年谱》系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8月,《长编》根据《张謇日记》和《教育杂志》确定实际时间为宣统元年(1909)8月。唐文治任江苏苏属地方自治筹办处总理一事,《自订年谱》系于宣统二年(1910),《长编》根据《申报》《政治官报》确定实为光绪三十四年(1908)之事。

  深掘谱主人格学问

  《长编》140余万字,对谱主生平言行记录极为详细。

  唐文治一生可分为四个时期:28岁前,以受业于王祖畬、入南菁书院读书、参加科举并考中进士为重点。28—43岁,以在清政府为官及两次出行为重点。43—56岁,以担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校长为重点。56岁后,以担任无锡国专校长为重点。《长编》把握上述主线,围绕这些重要经历进行细化,使得全书重点突出,长而不冗。以第一个时期为例,唐文治在19—22岁之间参加过宁波辨志文会,对此《自订年谱》只有“课余作宁波辨志文会宋学课艺”的简略记载,《长编》则列出唐文治7次参加该文会课艺的情况。从中可见,唐文治不仅参加宋学课艺,也参加汉学课艺。21—24岁时赴南菁书院读书,《长编》根据《申报》、赵椿年《覃揅斋师友小记》、赵统《南菁书院志》梳理唐文治在书院的学习情况及其与老师、同学的交流。这些记录实可深化《长编》前言中“无锡国专更多继承的是南菁书院安守本分、精研学术的传统”的论断。唐文治28岁赴会试,《长编》从三场会试的时间、情况,到发榜、覆试、殿试、传胪、朝考,进行了详细记载。可以说,通过上述的内容细化,唐文治的求学历程(学问的增进、人格的养成等)得到完整呈现,这位晚清读书人的成长史更为鲜活、直观。

  《长编》还载录了《自订年谱》《唐文治年谱》未提及的细小之事。如11岁时母亲对其“爱惜文字”的教育;约44岁时为痴迷机械之学的卫姓学生提供住宿和生活费用,助其专心研究。1901年唐文治随那桐出使日本,《长编》在按语中记录唐文治在宴会上昂然诵岳飞《满江红》一事。此类细小之事对全面了解谱主人格心性、精神格调不无助益。正如孙诒让在《冒巢民先生年谱序》中所说:“一二琐屑轶事,亦其精神所流露。”

  以旧思想包容新知识

  《自订年谱》的长处在于谱主以亲历者身份提供事件可靠信息。《长编》对于同一事件采录不同人、不同视角下的文献,力求客观展现事件全貌、性质及影响。

  唐文治在担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以来,先后设立电机、邮政专科,推进工科教育;并增设国文科,提倡国学、国文教育,长校期间编成《国文大义》《高等国文讲义》《论语大义》等著,曾在学校主持祀孔典礼。此外,他还重视学生的体育训练,在其倡导下,学校开展技击运动,组织学生参加足球比赛。对于唐文治长校期间之作为、贡献,《长编》有比《自订年谱》更详细的记载。1928年《申报》刊出天侠《谈上海之足球与乐华中锋戴麟经君》一文,赞扬唐文治推动南洋大学足球运动之功,并言“其注重国粹,理固其所;而提倡体育之热忱,竟不少逊”。然而,这并不代表所有人都持此看法。1919年夏,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以“举动激烈,志不在学”为由劝退学生侯绍裘。《长编》特摘录侯绍裘《我的参与学生运动的回顾》一文,文中自言因受到《新青年》影响,对唐文治倡导的尊孔祀孔、举办国文大会等行为不满,进而反对足球比赛,质疑唐文治“既然这样守旧,为什么又要迎合时尚,去提倡这种锦标主义的运动呢?”唐文治以理学大师、古文名家而推动工科教育、体育运动,守旧又趋新,此种反差在当时引起一些人的质疑。对此类事件的多角度记载,揭示出当时的思想冲突,唐文治治校反响由此得到更为全面的呈现。

  阅读此书还能深化对唐文治思想独特性的认识。唐文治自言17岁时于性理文学初知门径,对传统的研习造就了他守旧的一面,但他又非空讲义理之人。38岁赴欧美时遍考他国制度,执掌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无锡国专期间也时常致力于学校实务。对唐文治而言,所谓的旧与新,道德文章与实业实务,并不是彼此排斥的矛盾体。在那个前所未有的剧变时代,唐文治并未因现实的困难和新文化的冲击而放弃对道德、学问理想和文化传统的持守,反而将此种持守渗透到其教学思想当中。通读《长编》不难发现,唐文治不论如何重视实务、实学,他对学生道德人格的教育是一以贯之的,而道德人格的培养又往往从国学教育中来。1915年,唐文治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杂志》作序,将科学、实务等纳入颇具传统色彩的“文明”阐释架构之中。这篇文章或可说明所谓“旧学”实乃唐文治理解、应对这个剧变时代的重要思想资源。以旧思想包容新知识,或许正是唐文治身上的反差得以化解的内在原因。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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