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公开谈论中华工匠文明?
2022年07月27日 10:11 来源:《190aa即时指数电脑版报》2022年7月27日总第2457期 作者:李砚祖 潘天波

  《匠心致远:影响全球文明的中华工匠技术》今年6月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付梓问世,该著选取了中华工匠史上十大具有代表性的工匠技术物(扇子、磨子、罗盘、鼓风炉、耕犁、轮子、马镫、火器、烟具、漆器)为描述对象,讲述它们在各自独特的时代背景下进行全球传播、交往与互鉴的生动历史,向读者展示了中华工匠文明对于世界文明的影响力。

  技术物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中华工匠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工匠以一丝不苟的态度、自强不息的意志和精工精致的精神,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工匠文明体的发展历程,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工匠文明。

  当代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表明,城市、阶级、王权与国家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一种新方案,它摒弃了传统冶金术、文字和城市的文明研究方案。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华文明方案的确立得益于工匠文明的启示。在中国早期社会,伴随工匠技术生产的发展,尤其是以磨子、鼓风炉、耕犁和轮子技术为代表的早期工匠技术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可靠基础,古代农业人口得以迅猛增长。伴随车轮技术的发展,人口的移动或跨时空的迁徙、集聚成为可能,城邑或城市出现。在中原地带大量出现的城邑为工匠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独立于农业之外的工匠阶层开始出现。也就是说,随着城市及其手工业的发展,作为社会分工、分化的阶级出现了。阶级社会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社会走向文明时期。值得注意的是,阶级社会的身份显示与工匠文化是相联系的。譬如以玉为礼、以漆为奢和以金为贵的统治阶层所展示的文明象征与工匠文明是相联系的。为了实现有效的阶级统治或社会管理,需建立以王权为中心的国家机器,于是标志中华文明社会的王权和国家的出现成为一种必然。在王权和国家体系中,工匠与其他阶层一起建构了中华文明早期的结构体系,并逐渐形成中华工匠文明的发展形态与精神特质,为中华工匠文明的全球传播提供了优质资源。

  中华工匠文明的发展形态

  就中华工匠文明发展形态而言,遵照中华工匠制度的发展轨迹,中华工匠文明大约经历了巫史文明、工正文明、司空文明、少府文明、工部文明“五大文明形态”。

  在史前,巫史同工,中华早期的匠人们用虔诚的宗教思想谱写了一部巫史文明,巫与史在敬畏自然与神灵的造物中实现了原始工匠的朴素思想表达,用制器尚象的朴素造物理念为人类早期器物生产提供设计原则,在泥土和火的碰撞中创烧了史前陶器,创造了史前石磨、玉器、漆器等具有先进文化标识的匠作器物体系。原始工匠用朴素线条勾勒出属于人类童年时代的梦幻而稚嫩的线条与符号,形象再现了原始匠人对自然、物象与宇宙的诗意表达。

  在夏商时期,中华工匠文明进入新的阶段。夏后王实施“工正”事务官制度,即“工正制度”。早期的巫史同工制度已然将巫和史分离,巫转化为事务官,史成为政务官。其中事务官分为臣、虞人、庖正、车正、牧正和啬人;政务官有鼓目、羲和、史、师、共工、士、司马、秩宗、司徒和后稷。工正制度为夏朝工匠文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尤其是为工官、工匠的劳动、思想提供了“讲工正、重民本、求奉献”的力量源泉。譬如,夏朝的车正奚仲在工正、民本和奉献的精神指引下,苦心竭力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辆木轮马车。夏朝的工正制度影响了商朝,这一时期在青铜器、鼓风炉、轮子、冶炼等技术上出现了中国早期工匠文明的首度辉煌。

  周王朝实施“六官制度”,所谓“六官”,即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和冬官。“天官、地官”是根据自然空间而确立的,“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是根据宇宙时间而确立的。因此,中国古代的“六官体系”即“时空体系”,主要是根据自然、宇宙的时空节律而确立。在六官体系中,“冬官”就是“司空”。在时间层面,司空属于“冬天”;在空间层面,司空属于“空”的范畴。因此,“司空”的概念语义场包含了“冬藏”与“闭空”的双重含义,并直指概念的“隐喻语义场”,即意在表达国家对工官的社会态度及政治立场,告诫工官在国家管理中的身份地位、工作时间节律和职业品格。换言之, “司”即管理之义,表达了一种对国家的承担与职掌的意味;所谓“空”,即“闭藏”“空无”之义,表达了工官的信条与宗旨要“藏富于民”的隐含意味。显然,司空制度为周代的工匠文明发展提供了保障,以至于出现中国古代工匠文明的第二次辉煌。几乎后来所有的工匠行业与生产种类均在这个时期出现,并出现了中国第一部工匠技术知识体系——《考工记》。

  汉代实施“三公九卿”制度,其中官吏工匠行业的九卿之一——少府是最为显赫的官署,尽管九卿中的奉常、太仆、宗正等也分管部分工匠事务,但少府担任了国家所有工匠生产事务。汉代政府改“司空”为“少府”,以统管国家物资调配、器物什物生产以及山川田赋等。从概念层面看,所谓“少”,还是“空”;所谓“府”,即官府或官署。那么,“少府”即空官或空署,这反映出统治阶级对官员的政治规定和权力约束。因此,“少府”概念不仅有较强的中央集权性质或政府权力的语义内涵,还体现在国家对工官的政治立场以及对人民的态度——官府少了或空了,民间也就多了或富了,这反映出国家政治管理的良好愿望和人民立场。毋庸置疑,汉代“少府” 之概念不仅沿袭西周“司空”概念之命名方式,还沿袭了西周统治者的国家管理立场与态度。

  隋代至清代,中国工匠文明进入“工部时代”。至隋文帝时期,工官体系随着汉代的“三公九卿”制度被“三省六部”制度所取代,“少府”被“工部”取代。至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工官体系均为工部体系。所谓“部”与“府”一样,都是在空间或地点上的指称。但是,从令、卿、宗、丞、监等命名看,更多的是侧重一种管理上的权力身份。另外,工部体系下的命名特别注重工官的身份、等级和序列。也就是说,工部之工官名多以次第或等级命名,具有明显的等级性意味,这反映出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逐渐加强与系统化发展,或昭示工官命名朝向社会化方向发展。隋代至清代的工官制度尽管在每个朝代有所变化,但基本反映了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工匠文明发展事实:中国古代工官制度体系的政治哲学特色明显,即主张民本思想,亦有很强的政治伦理特色,强调君君臣臣的权力位置,以左、中、右之位置秩序来表达工官的权利大小与身份尊卑。尤其是随着中央集权和官僚体制的发展,隋唐之后的中华工官制度并未完全沿袭之前的工官隐含的民本思想,而是朝向一个新的政治权力空间发展,并形成庞大的工部工官官僚体系。

  在五大文明形态形成过程中,中华工匠文明逐渐形成了讲工正、崇司空、尚少府、守诚信、重民本、求致美、推人文、藏科学等精神特质。或者说,工正、司空、少府、诚信、民本、致美、人文、科学是中华工匠最为高贵的精神品质。

  中华工匠文明深刻影响世界文明

  在全球史视野下,中华工匠文明的精神特质在全球传播及其影响力不能被忽视,中华工匠文明对于世界文明的作用不能被忘却。

  中国的扇子技术美学具有一种文明的建构作用,尽管中国扇子在欧洲文明发展中仅是一个特例,但它具有典型的文明互鉴意义。换言之,中国扇子的技术美学在遇到欧洲文明的外化作用下,显示出独特的审美生命力和强劲的生长力。中国扇子的美学根源在于扇子的物质材料与艺术属性,其形式化的物质材料赋予中国扇子奢华与高贵的特色,其奢华的美学化的艺术属性,将其物质材料上升至政治美学、经济美学以及社会美学意义领域,进而将中国扇子物化为社会之扇、贸易之扇和文明之扇,中国扇子成为制度物、商品物和思想物。中国扇子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基因的集中体现,在扇子上所浸润的中国手艺、绘画、书法、文学、戏曲、小说、建筑、武术等文化样态,饱含着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中国扇子文明的全球传播,接通了中华文明与全球文明的对话。

  石磨技术使得全球很多地方的生产结构、饮食结构、营养结构以及文明水平发生改进与发展,尤其是石磨技术成为单一技术文明向复合技术文明转型、采集文明向加工文明转型、谷粒文明向粉食文明转型的重要媒介,显示出其全球价值和功能。磨子作为经济的、情感的、文明的技术物,发挥了其特有的经济模式、情感纽带和文明生态的价值与功能。磨子技术不仅显示出独特的文化建构力量,还能激发和维系地方居民的人文情感。磨子技术物或石磨技术文明并未受到空间的限制,中国石磨及其技术文明被传至全球很多国家。石磨技术文明的流动性显示出任何文明都不是孤立或静止的,人类文明是流动的、互鉴的,显示出中华文明在全球文明体系中的身份与价值。

  罗盘用指针上的向量时间消灭了全球的距离空间,为欧洲人探索地理空间以及全球空间想象建立了可能,加速了全球扩张与交往的速度,也加快了欧洲人对全球空间资源划分的速度,尤其是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海外探险、殖民扩张与全球资源的划分与重组提供了航海技术支持。也就是说,中国罗盘技术的全球传播给全球带来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催生了欧洲人的空间知性,引发全球资源划分与重组,加速了欧洲许多自然科学的发展,形成欧洲人全新的地理观或全球观,展示了中华技术文明在全球文明发展中的身份与功能。

  中国古代鼓风技术在全球的分布呈现网格化交叠、空间分异与交叉互联的结构态势。宋元以前中国鼓风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16世纪之后鼓风技术逐渐从亚洲传播至非洲、欧洲及美洲地区。鼓风技术为全球农业改革和工业革命提供技术支撑,促进了农业生产、军工制造以及建筑行业等领域的革新,尤其是鼓风技术消除了之前冶铁高成本与低质量的障碍,将诸多生产资料和生产资源聚合到一起,有效解决了冶金生产效率低下的难题,为欧洲的财富积累及全球殖民扩张提供了基础条件。欧洲鼓风炉技术作为全球技术革新的一种范式,引发其他技术进步与发展,并引起欧洲国家对鼓风炉技术的哲学批评。

  耕犁技术不仅改变了人们的耕作行为,还改变了人类社会行为,包括定居行为、农业行为和工业行为等,进而形成了耕犁技术之外的定居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等意义指向。譬如在两河流域、长江黄河流域、恒河流域等地区,古代的耕犁技术为农田提供足够量的粮食,人们得以在此稳定地生活。耕犁技术不仅是完成了从非固定的迁徙生活向固定的农业生活的变革,更大的变革是系列性社会变革。耕犁技术的发展直接触发冶金手工业的发展,大量与耕犁技术配套的挽具及其附属部件生产出现。冶金行业的发展直接引发冶铁技术和铸钢技术的高速发展,进而为欧洲工业革命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技术的文化性指向已然超越其本身的直接功能,或指向意义深远的教育功能。就铁犁技术而言,它或指向诸如技术象征、技术宗教和技术礼制等层面的文化教育功能。

  轮子作为媒介,其技术就是人身体的延伸,以弥补身体缺陷,发挥人对自然的能动性;作为时空的符号,轮子技术是对时间长度的改变,对空间量度的延展,进而创造更多的时间文明;关于道德寓意,轮子技术对伦理哲学和技术哲学以及道德思想产生深远影响;作为生活关系的力量,轮子技术增进了人际交往、经济交往和政治交往,改变了人类社会在日常生活、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军事斗争以及城市聚集等诸多方面的存在形式与结构。作为一种技术粒子的存在,苏美尔人的陶轮最终引发他们对车轮的发明,进而在西亚区域内做板块式的交流与改进,逐渐向四周扩张与延伸,引发欧洲轮子技术的发展与革新。同样,中国轮子在世界区域板块上的运动也影响了东亚其他国家,东南亚、南亚以及欧洲的技术革新。

  马镫技术的引进与使用是中国游牧部落文明的产物。早期勇敢的游牧民视汉代引进的印度马镫为男人怯懦的表现,粗犷的草原部落人无法接受它们。但直至魏晋时期,由于战争需要,中国游牧民才改变不使用马镫的习惯。马镫技术被引入的直接后果就是战车被骑兵取代,改变了战争的用兵兵种及战争状态,尤其是使战争的灵活性、规模化、杀伤力大大增加,还缩短了战争的时间、改变了战争的格局,进而影响战争的胜败,并直接影响全球文明发展走向。波斯人从突厥人那里得到马镫技术,很快便传入阿拉伯世界,但马镫技术在阿拉伯国家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播与应用,却在欧洲发挥了革命性的军事和政治威力。马镫技术对于欧洲的文明意义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制度文明、经济文明、军事文明等领域,特别是在欧洲封建文明的诞生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深远影响了欧洲的军事、农业、骑士阶层和制度变革。

  中国古代火器技术给全球文明发展带来的意义是多元的,尤其在战争(军事)格局的改变、政治文明的样态、宗教文明体系的发展及近现代科学的发展方面产生深远影响。火药火器的发明,改变了全球的战争格局,引发了全球军事变革。对全球政治而言,火药与火器具有显而易见的革命性意义。火药火器制造了全球战争,摧毁了欧洲的宗教体系,催生了多元化的暴力政治;火药或火器压缩了战争的时间和成本;为近代科学发展扫清了道路;火药为全球军事、建筑、道路、桥梁以及防御性工事带来革命性变革。总之,火药或火器的全球意义正如“把它使用在军事上和盛大典礼中”(恩格斯)一样,具有技术及其技术逆向的双重价值。没有人因火药火器在战争中的残酷性,而放弃使用它或贬低它的全球意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这些被人们淡忘的“小技术”,包含外人不知的“大文明”,为全球文明发展提供了技术粒子与文化基因。在新时期,拓宽研究中华工匠文明,能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世界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优秀工匠文化,能为中华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加强对全球出土的中国工匠技术物的研究阐释,是深化与推进中华文明研究的有力途径,有利于提升中华文明在全球的影响力和感召力。立足中华技术物,能讲好中华工匠文明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敬的中国形象,并让世界明晰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亦能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让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工匠、读懂中华民族。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江苏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责任编辑: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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