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译本《共产党宣言》的曲折境遇
2021年08月04日 10:34 来源:《190aa即时指数电脑版报》2021年8月4日第2222期 作者:田凯航 孙立春

  中日两国自古以来就在语言上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产党宣言》的翻译情况亦是如此。研究中日《共产党宣言》译本之间的联系,有助于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在东亚早期传播的认识。

  《共产党宣言》日译本概况

  在日本,对马克思著作的介绍和翻译始于19世纪90年代。早期著作有深井英五《现时之社会主义》(1893)、福井准造《近世社会主义》(1899)、幸德秋水《社会主义神髓》(1903)等。这些著作概述了《共产党宣言》的主要内容,其中也有部分片段的翻译。

  1904年11月,《共产党宣言》第一个日译本在《平民新闻》连载。该译本由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合作翻译。由于他们不懂德语,译本是根据萨缪尔·穆尔翻译、恩格斯校订的英译本转译而来,采用的是半文半白的文体。该译本省略了介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各个学说的第三章,因此严格来说并不是全译本。

  1906年3月,《社会主义研究》创刊。第一期就刊登了幸德秋水、堺利彦译的《共产党宣言》全文。该译本补全了1904年译本中缺少的第三章内容,对其他章节内容进行了若干改动,但大致与1904年版本相同。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全译本,也是二战前日本唯一合法出版的全译本。

  1908年,日本发生了政府打压社会主义者的“赤旗事件”,堺利彦被捕入狱。两年后 “大逆事件”爆发。当时,4名社会主义者暗杀明治天皇的计划败露。日本政府利用旧刑法中“危害或企图危害天皇、皇后和皇太子”的罪名,起诉了26名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包括幸德秋水在内的12人被处以死刑,堺利彦因为在狱中而幸免于难。此后,对所谓“危险思想”的弹压日益增强。尽管如此,受十月革命和大正民主运动的影响,1920年前后日本出现了短暂的社会主义运动高潮。栉田民藏于1919年10月在《改造》杂志上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三章译文。译文以幸德秋水、堺利彦1906年译本为基础,进行了一些口语化的改写,并更改了一些专有名词。

  1919—1922年间,河上肇在自己创办的杂志《社会问题研究》上发表了一些关于唯物史观的论文。这些论文以引用形式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一些片段。这些片段译自德语原文,采用了口语体。在公开发表全译本已无可能,甚至连部分翻译都可能引火烧身的环境下,作者不得已采用了这种形式。

  时隔15年,堺利彦1921年进行了《共产党宣言》全文的重译。新译本使用了日语口语体,并且参考了德语原文。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个译本不能公开出版,只能在地下传播,1946年才由彰考书院正式出版。虽然封面上写的仍是幸德秋水、堺利彦共译,但因为幸德秋水已经被杀,实际译者只有堺利彦一人。

  除了社会主义者、研究者们的翻译,日本政府和国家机关出于镇压的目的,也翻译过《共产党宣言》。1919年,内务省警保局依据英译本翻译了全文。1925年,该部门以德语原文和英译本为参考,再次翻译了全文。两个译本都是口语体,没有写明译者。此后,文部省思想局也以这两个译本为基础,修订了新的译本。可以看出,尽管目的不同,但当时的日本政府内部对于《共产党宣言》也有深入研究。

  幸德秋水、堺利彦的全译本

  如上所述,《共产党宣言》日译本有三个版本,分别是1904年出版、没有第三章的译本,1906年出版、补全第三章的全译本,以及1921年堺利彦重译的全译本。我们主要关注1906年的全译本和1921年的重译本,讨论两者异同和它们的历史意义。

  两个译本中,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词的翻译尤其引人注目。1906年译本使用了汉语的“绅士”和“平民”二词,而1921年译本则直接使用了音译的“布尔乔亚”和“普罗列塔利亚”,原因是译者认为“绅士”和“平民”不能准确表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含义。至于其他术语,两个译本也体现出不同。例如,对“剥削”一词的翻译,1906年译本使用了掠夺一词,而1921年译本则使用了榨取一词。此外,相同的译名也存在,比如“阶级斗争”一词。总体而言,1906年译本意译程度更高,行文郑重优雅;而1921年译本则大部分使用直译,更加简洁易懂。

  这两个译本分别作为雅文体和口语体的典范,对之后很多译本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警保局1925年译本与堺利彦1921年译本对术语的翻译几乎相同,可以认为是参考了堺利彦的译本。同时,警保局译本中也出现了与1906年译本中相同的误译,将“丹麦”译为“荷兰”。我们推测警保局译本同时参考了这两个译本。

  二战结束后,对于社会主义文献的出版限制被解除。截至1963年,幸德秋水、堺利彦的译本再版、改订版和改译版,共有12个版本出版。幸德秋水、堺利彦的全译本,成为之后《共产党宣言》日译本的源头和基础,其地位不可撼动。

  日本全译本对中译本的影响

  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引介同样是在19世纪90年代,对《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也经历了从部分翻译到整体翻译的过程。马君武、赵必振、朱执信、宋教仁等人均进行过介绍和部分翻译。1908年1—3月,刘师培、何震夫妇在日本创办的报纸《天义》先后刊登了民鸣翻译的《〈宣言〉英译本序》和《宣言》第一章。该译文中明确写到,其转译自幸德秋水、堺利彦的日译本。遗憾的是,《天义》1908年3月停刊,其后创办的《衡报》也未能刊登剩余部分的译文。《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直到1920年8月才由陈望道翻译而成。我们选取这两个中译本,通过文本分析来探究它们受到1906年日译本的影响。

  “故今日社会全体之离析日甚一日,由双方对峙之形,以呈巨大之二阶级。此阶级为何?一曰绅士,一曰平民”。(民鸣,1908)

  “社会全体现已渐次分裂成为对垒的两大营寨,互相敌视的两大阶级:这就是有产者和无产者”。(陈望道,1920)

  对比1906年日译本,我们可以发现民鸣译文与其风格高度相似,而陈望道的译文则不然。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术语的翻译,民鸣译文沿用日语译法,使用了“绅士”和“平民”二词,而陈望道译文则根据中文做出调整,译为“有产者”和“无产者”。幸德秋水、堺利彦赋予了汉语词“绅士”“平民”以“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含义。而民鸣选择了沿用日语译名并为其加注,扩展了中文中这两个词的含义,体现了中日两国语言的交流与影响。同时,民鸣译文与1906年日译本一样,出现了在德语原文和英译本中没有的“故”(日译本为“然り”)字。另外,民鸣译文也出现了将“丹麦”译为“荷兰”的误译,可见1906年日译本影响之深,而陈望道的译本中则没有这样的错误。另外,两个译本的开头如下:“欧洲诸国,有异物流行于世间,即共产主义是也”。(民鸣,1908)“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陈望道,1920)

  显然,民鸣译文使用了文言文形式,而陈望道译本则使用了白话文。这也许是受到五四前后白话文运动的影响,因为陈望道本人就是白话文运动的先行者之一。陈望道译本并未脱离1906年日译本的影响。从一些词语的翻译,如“怪物”等,我们仍可以看出其译本是基于1906年日译本转译的。但是,陈望道并未拘泥于日译本,而是同时参考英译本,并根据英译本对日译本的错误和不恰当之处进行了修正。

  日本对《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几乎与中国同时起步,但全译本的出现早于中国。幸德秋水、堺利彦1906年的全译本,为中国的先驱们翻译《共产党宣言》打下了良好基础,但也因转译次数多等原因,给中译本带来了误译等不好的影响。总之,日译本《共产党宣言》对中国翻译、传播《宣言》和马克思主义,乃至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东亚的接受和传播提供了新视角。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宗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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