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武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
2022年07月25日 10:00 来源:《190aa即时指数电脑版报》2022年7月25日第2455期 作者:陈峰

  自先秦以来,中国历代统治者在治国中都面临着文治与武功的两大重任,故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思想家皆高度重视两者的关系。如孔子云:“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史记》卷47《孔子世家》)唐太宗则这样概括了文武关系及文臣与武将的各自作用:“斯二者递为国用,至若长气亘地,成败定乎锋端,巨浪滔天,兴亡决乎一阵,当此之际,则贵干戈,而贱庠序。及乎海岳既晏,波尘已清,偃七德之余威,敷九功之大化,当此之际则轻甲胄,而重诗书。是知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废也。”(《帝范》卷4)可见,力图发挥文与武的不同作用并保持双方必要的平衡,已成为基本的政治常识。不过,这一认识到宋代却发生了显著变化。

  宋以前文武关系基本态势

  中国古代早期,统治集团中并无严格的文武区分。如商周时期,大臣除了在内执政外,也出外统军作战,周公东征便为典型例证。至春秋战国之际,才出现文臣、武将队伍,“官分文武,惟王之二术也”。(《尉缭子·原官第十》)其目的在于提高政权效率并强化君权,以顺应激烈的列国相争形势,文武关系就此产生。

  秦朝以降,中央王朝都抱有大一统的观念,故在施政上具有内外并重、文武兼治的特点。由此,文武关系也呈现出与之大致吻合的样态。宋代以前,文臣与武将虽有角色分工,但彼此之间没有绝对的鸿沟,身份的相互转换并不少见。最典型者为“出将入相”的传统,诸如西汉的周勃、樊哙、尹恢及陈涓,隋朝的杨素,唐朝的李靖、徐世勣及娄师德等人,都先后出将入相。唐人还记载:“高宗朝,姜恪以边将立功为左相,阎立本为右相。”(《旧唐书》卷77《阎立本传》)唐玄宗时,郭元振、薛讷、李适之等“咸以立功边陲,入参钧轴”。(《大唐新语》卷11)

  其实,文臣与武将集团不仅围绕军功与文治路线的议题常常产生分歧,同时也存在权力博弈,“将相和”与“将相失和”的故事时有发生。双方在不同阶段的影响力也高下不等,故文武失衡的现象时有发生。例如,李开元通过对汉初历史的考察,揭示了军功受益阶层在政治上盛衰的过程。(《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版)揆诸宋代之前的历朝,当开国初期以及开疆拓土之际,军功集团往往获得重用,王朝衰败之时更成为强权势力。进入建设、守成时期,文臣集团则常得到倚重,占据朝堂主导位置。不过,文臣与武将的影响力固然此消彼长,但文武关系总体上保持动态平衡,并无绝对的厚此薄彼。

  唐代末期,武将集团再度强大,至五代更盛极一时,“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与俱勇夫悍卒”。(《新五代史》卷49《王进传》)在近百年间,文臣沦为附庸,甚至饱受武夫悍将的欺凌。日益突出的文武失衡,既影响了政务运行,还直接危及皇权和国家秩序,“五闰之乱,大帅、宿将拥兵跋扈,而天子之废置如奕棋,此国擅于将也”。(《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3《太祖皇帝》)在此历史背景下建立的宋朝,势必会对文武关系失衡痼疾予以反思。

  宋代初年拨乱反正

  宋朝建国后,赵匡胤集团在重建中央集权统治的过程中,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充分反思和汲取了五代的教训。因此,其开展的拨乱反正进程多以“防弊”为出发点。其中,围绕以往文武失衡的积弊采取了诸多措施。一方面严禁将帅干政、收缴禁军将帅兵权、削夺藩镇武装、打压武夫跋扈积习以及引导武臣遵纪守法等;另一方面,恢复文官在各级行政机构中的权责、确立科举殿试制度、倡导文教以及确立不杀文臣的规矩(“誓碑”)等。通过这些双管齐下的举措,赵匡胤集团抑制了过强的武将势力,扶持了弱势的文官队伍,基本恢复了文武关系的平衡。

  后世宋人对国初“崇文”的描述,如陈亮所言“本朝以儒立国”等,(《宋史》卷436《陈亮传》)不过是士人有意识地过分渲染,并不符合史实。即如现存《宋会要》中“崇儒”的篇章,记述了宋朝崇文的无数事例,但涉及太祖朝的内容非常有限。宋太祖毕竟脱胎于五代行伍之身,又面临统一四方的重任,故既不可能不重视武功,也不会一味推行文治。事实上,他虽严控禁军统军机构,但无论情感上还是现实中皆不可能歧视武将群体。

  宋太宗即位后,统治路线逐渐发生转变,特别是第二次伐辽失败后放弃了大一统的追求,朝政重心转向维持域内的稳定,并以文治成就为主要追求目标。由此,宋太宗萌生了“崇文抑武”的治国理念,如他强调:“王者虽以武功克敌,终须以文德致治。”(《宋朝事实》卷3《圣学》)宋真宗也对宰臣承认:“太宗崇尚文史。”(《宋会要辑稿》崇儒4之1)正因为如此,科举制度深受推崇。例如,宋太宗即位不久,就科考录取五百多人,不仅规模远超以往,而且打破常规,超等任官,就连宰执都觉得过分,但“上意方欲兴文教,抑武事,弗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以下简称《长编》)当朝人还记载:进士“大则数年便居富贵,小则数月亟预常官”。(《长编》卷30)

  与此同时,文官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成为皇权依靠的主要力量。宋太宗曾公开表示:“朕于士大夫,无所负矣。”(《宋太宗实录》卷26)而对于武将,他则加大了钳制力度,如滥用“将从中御”手段,甚至以“阵图”束缚,选拔则惟以“循谨”为标准。这种态度明显有着压制与歧视的倾向。淳化三年(992),宫廷藏书的秘阁落成后,宋太宗不仅率近臣登楼观书,又要求三衙将帅也来参观,史称:“上意欲武将知文儒之盛也。”(《长编》卷33)此举颇能说明朝廷的导向。至于宋太宗本人的深刻用心,清人王夫之揭示道:“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宋论》卷2《太宗》)因此,文武关系不可避免地发生逆转,王禹偁在端拱时提出的“抑儒臣而激武臣”的激进主张,(《长编》卷30)即说明文盛武衰的迹象已相当明显。

  以文驭武规则前所未有

  到宋真宗朝,文官士大夫已然崛起,“崇文抑武”也落实为朝政路线。如王安石指出:“本朝太祖武靖天下,真宗以文持之。”(《王文公文集》卷2《上田正言书二》)自此以后,文臣治国的局面完全形成,北宋中叶人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端明集》卷22《国论要目》)宋神宗朝,文彦博敢于当面对皇帝说出“为与士大夫治天下”。显然,士大夫成为宋代政治主体力量,武臣则降为附庸,以往历代文武博弈的景象已不再显现。军事领域的变化更值得关注:从宋真宗朝开始,最高军事决策机构——枢密院已逐渐被文臣控制。到宋仁宗时期,前线战区的指挥权亦由文官掌握,武将沦为副职、部将。这种制度化的以文驭武规则前所未有,直至南宋依旧延续,标志着武将本职角色和地位的显著降低。

  南宋张演说:“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禄而薄其礼。”(《群书考索》后集卷21《张演论》)这一概括大致反映了宋朝长期对待武将的基本态度:物质待遇收买与政治压制相结合。在文武关系长期失衡的情况下,武将的素质难以得到提高,庸将屡见不鲜,因此更受到歧视。文官贬称武官的记载多见诸史籍,名将狄青也曾被称为“赤老”,升任枢密使后,还被士人蔑称为“赤枢”。(《江邻几杂志》)虽然一些明智的将官接受现实,如殿前都指挥使高琼请求赏赐经史,宋代史家对此评说:“上崇尚文儒,留心学术,故武毅之臣无不自化。”(《长编》卷60)但对文官抱有怨气的武将也不在少数,以至于产生了文武不和的现象,如欧阳修坦承:大凡武臣与文臣争端,即使理曲,终究不服,因为“尝疑朝廷偏厚文臣”。(《长编》卷148)在宋高宗初期激烈抗金之际,文官提出“驭将三说”,要求恢复严控将帅的传统,便遭到将帅的反驳,“自此文武二途,若冰炭不合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2)南宋后期,文官出身的统帅余玠曾上书皇帝:“愿陛下视文武之士为一,勿令有所偏重。”(《宋史》卷416《余玠传》)无非是希望解决武将受到轻视的难题。

  终结出将入相传统

  自古以来,朝野的价值取向深受政治的影响。以汉唐为代表的时代,王朝有大一统的追求,军功意识广泛存在,故战场为发迹的重要途径,投笔从戎的现象相当常见。因此,文武官员相互转换并无障碍,出将入相亦属常态。随着宋太宗朝以来“崇文抑武”治国理念的发展,科举入仕与晋升大行其道,从文遂成为社会风尚的主流。于是,政策和制度上虽未有限制,宋廷甚至在边防紧迫之际还鼓励文臣出任武职,但实际上已出现了文武之间的隔阂,文官、士人普遍以从军为耻,少有愿意改换武职者。王安石便说:“顾以为天下学士以执兵为耻。”(《王文公文集》卷1《上皇帝万言书》)有关这方面的事例,可谓不胜枚举。典型者如:状元出身的文臣陈尧咨能文善武,宋真宗曾打算让其转为武职,但陈母闻知大怒,予以阻拦,此事遂寝;范仲淹、韩琦、庞籍及王沿在主持西北四路对夏战事期间,宋廷曾下诏将这四位文官统帅一并改为武职性的观察使。因范仲淹、庞籍、王沿三人先后上表坚辞,最终只得作罢。而武官要转为文职,难度则相当大,如宋神宗朝的何去非虽最终如愿,却被降级使用。

  宋朝宰执大臣绝大多数来自文臣,又以进士科出身者为主。从《宋史·宰辅年表》可知,北宋宰相共有71人,其中64人为进士出身。其余非科举出身的7人中,又有3人为开国功臣,而在所有宰相中,竟无一人出身武臣。南宋共有宰相62人,其中51人出身科举,6人出身太学生,其他4人出身恩荫,1人出身武臣。由此可见,以往出将入相的传统在宋代遭到终结。考察宋代文武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可以从中窥见唐宋政治与社会的变迁。

  (作者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西北大学宋辽金史研究院暨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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