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礼:丹心报国的经济学人
2021年10月26日 09:23 来源:《190aa即时指数电脑版报》2021年10月26日第2273期 作者:蒋欣凯

  张仲礼(1920—2015),祖籍江苏无锡,早年就读于上海育才中学。194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1950年8月并入上海财经学院,即上海财经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53年,获得华盛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在华盛顿大学经济学系、远东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副教授等职,主要研究中国绅士问题和太平天国史。1958年放弃华盛顿大学终身教职,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历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室主任、副所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院长。兼任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上海分会副会长、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上海生态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社会科学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第六至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主要著作有《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沙逊集团在旧中国》《第三产业的理论与实践:兼论上海第三产业发展战略》等。在美国时期,用英文著有《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中国绅士的收入》等。其中,《中国绅士》被《美国历史评论》评价为“一本对中国近代制度史作出重大贡献的研究著作”,被国内外公认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经典之作。2008年,两书的中文译本合为一书,以《中国绅士研究》为书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张仲礼是著名的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他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旧中国,当时虽然战事频仍、时局混乱,张仲礼仍然在上海坚持完成了小学至大学学业,于1947年初赴美深造。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求学期间他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此后,推出了两部划时代的著作《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以下简称《中国绅士》)、《中国绅士的收入》。他在搜集数百种史料的基础上,用社会学、计量学等多种方法,系统考察了中国绅士阶层,厘清了许多问题,轰动了美国学术界,获得了美国华盛顿大学终身教职。但是,当时的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当新中国建设的号角响起时,他怀着拳拳的报国之心,听从祖国召唤,排除万难,于1958年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甫抵故土,张仲礼就参加了刚组建不久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工作。在工作期间,他静心整理浩如烟海的企业史料,同时又为有关部门翻译大量西方文献,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迎来了春天,张仲礼光荣地加入了向往已久的中国共产党。他严守党的纪律,积极发挥自己在海内外学术界的影响力,努力搭建中外学术桥梁,拓展学术交流,在海外主动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这期间,张仲礼开辟了新的学术研究视野,聚焦于旧中国的列强洋行,推出了一大批有学术影响力的论著,为当代经济研究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张仲礼是国内较早采用团队协作,由点到线及面地对城市进行研究,开创了城市史研究的新领域,其著作《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相继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纵观张仲礼的学术生涯,可谓成果丰硕,践行了爱国爱党服务人民的初心使命。

  立志许国 苦练功底

  张仲礼能取得辉煌的学术成就与其早年的学习、生活经历密不可分,这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功底。张仲礼生于1920年4月10日,祖籍江苏无锡,父亲是上海邮政局职员。张仲礼在家中排行第二,有兄弟姊妹7人,小妹高中因病早夭。虽然兄弟众多,开销很大,但其父母仍然坚持让每个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其父对张仲礼的教育十分严格,在父亲的言传身教和兄弟们你争我赶的影响下,张家的学习氛围十分浓厚,张仲礼从小就刻苦读书,立志报效祖国。

  1925年秋,5岁的张仲礼进入和安小学求学。该校本是私立学校,校长毛吉生深受师生爱戴,1927年改为市立学校后,上海市教育局派来新校长。许多老师学生不赞成换校长,学生向新校长扔小石子抗议。此次风潮虽然只持续了几周,但在张仲礼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烙印——反抗旧势力。1929年他从和安初小毕业后转到南洋模范中学附属小学读高小。当时“南模”设在上海交通大学南院内,这为他开拓视野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条件。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张仲礼从“南模”转到育才中学。育才中学是公共租界工部局所设学校之一,办学条件很好,中英文教学水平俱佳,国文教师有晚清秀才,其他学科教师大多毕业于国外高校。张仲礼高中时便能阅读英文原版书籍,观看没有任何中文字幕的英语原版电影。他出色的外语基础便是这个时候打下的,这对他其后的学术生涯有极大帮助。在育才中学高中毕业时,因为成绩优异,张仲礼代表毕业班在毕业典礼上讲话。通常情况,总是不外乎感谢老师、感谢校长之类的话,而他却指出“学校领导跟家长交流联系很少,应该改进”,弄得校领导下不了台,全班毕业证被扣。尽管后果严重,但他提出的意见是有的放矢,事先已和同学们充分讨论、形成共识后才在大会上不媚俗说真话的。这件事虽是张仲礼作为代表反映群众意见的第一次实践,却由此形成了他日后敢说真话、为民请命的性格特点。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张仲礼并没有荒废学业,而是于同年进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一开始,张仲礼选读的是医科,由于兄弟姊妹众多,家里经济紧张,他只能半工半读,上午上课,下午做实验,晚上还要去邮局工作。然而,这并没有阻挡他的求学之路。因经济系有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第二年张仲礼转到了经济系,从此开启了他与经济学结缘的一生。他所修的主科是经济学,副科是社会学,选修课程涵盖历史学、商法、社会学、数学乃至宗教学。正是因为这样广泛地涉猎各种知识,由此打下了深厚扎实的知识基础,造就了他后来广阔的学术视野。

  虽然就读的育才中学和圣约翰大学都是外国人办的学校,但是张仲礼时刻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很早就立下报国的志向。中学毕业时,他曾给一位同学留下报效祖国的勉励之词。1941年张仲礼从圣约翰大学毕业,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终于等来了继续深造的机会,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科罗拉多大学和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三所大学的录取通知。

  1947年2月初,张仲礼启程赴美,但美国并不是他人生追求的终点,只是学术生涯新的起点而已,从赴美那一刻起,他就树立了要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的信念。

  负笈西行 一文成名

  经过20多天的航行,张仲礼终于抵达美国西海岸,由于错过了哥伦比亚大学和科罗拉多大学的开学,便选择了学制更为灵活的华盛顿大学。华盛顿大学具有良好的学术气氛,1949年在研究生选课时,他就选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等,从此便与社会主义结缘。即便到了美国,他也没有断绝和祖国的联系,他每天都看《华侨日报》,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发展变化。

  只有学得一身好本领才能更好地建设祖国,张仲礼在华盛顿大学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除必修的经济学原理外,还选修了财政、国际经济、贸易、货币银行学以及经济史课程,甚至还旁听了一门劳工史课。正是由于勤奋刻苦,1947年12月他以研究生的身份参加了太平洋沿岸各州大学联合召开的经济学会,会后将美国经济学界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讨论介绍到中国。他撰写的会议报告《记太平洋岸经济学会第廿二次年会》发表在1948年1月的上海《经济周报》上。1947年,张仲礼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关于改组中国证券市场建议》并通过答辩。1953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19世纪的中国绅士——从他们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论证其经济地位》,同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是二战后华盛顿大学经济学系培养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

  此后张仲礼在美国接连出版了《中国绅士》和《中国绅士的收入》两部姊妹著作,一举奠定了其在学术界的地位。之前,中外学术界对晚清的中国绅士几乎没有研究,没有现成论文、著作可供借鉴参考,甚至对中国绅士阶层的人数推算都是一项极为复杂困难的工作,一切几乎都要从头开始。要写出高质量的经济史论文,第一步就是对浩如烟海的史料进行系统性发掘,张仲礼常说“搞经济史研究,只怕资料太少,绝不会嫌多”。为此,他跑遍了美国几十个藏有中国史料的大小图书馆,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搜寻出数百种方志、族谱、私家著述,遴选其中有关绅士的记录。仅写作《中国绅士》一书,张仲礼就辑录了上万份有关中国绅士的史料,通过相互印证,从最可靠的史料中采用了5000多个实例作为分析的依据。此书列出的参考文献竟达240多种,其中中文部分209种,西文部分38种。

  《中国绅士》全书分为四个部分:首先界定了19世纪中国绅士的构成,并考察其特征;然后分析19世纪中国绅士的总人数;再次通过对晚清中国绅士科举生涯的考察,批判科举制度的弊端,并论证其不可避免崩溃的结局;最后运用晚清中国绅士传记的数量分析回答了前三部分研究所提出的问题。张仲礼通过对史料的整理,将绅士来源归纳为科举和捐纳两种途径,在大的时代背景下考察各种因素对科举取士和捐纳入贡名额的影响,运用计量统计的方法,从而合理地推算出晚清中国绅士阶层的总人数,并揭示出其背后集团力量的变化。其另一扛鼎之作《中国绅士的收入》则从官俸、咨询服务、讲学、地产、商务活动及地方公共事务等多方面分析了晚清中国绅士的收入来源。他通过翔实的资料统计,得出中国绅士收入的主要来源是他们为社会提供各种服务所得报酬,从而纠正了当时学术界普遍认定的中国绅士所拥有的地产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一结论。此外,张仲礼还对晚清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进行了开创性的估算。

  不忘初心 学成报国

  《中国绅士》和《中国绅士的收入》出版后在美国学术界引起了极大反响,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教授赞誉《中国绅士》是一本“研究中国绅士最透彻的统计研究著作”。《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第一章作者费维恺则称《中国绅士的收入》这本书是“对19世纪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估算,就我所知,这是唯一的尝试”。这两本书还被美国、日本及欧洲一些大学列为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课程的重要教学参考书,在海外一版再版。

  由于张仲礼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他先后在华盛顿大学经济系、远东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副教授等职,到1958年已获得了该校终身教职。他在美国不但工作稳定,而且科研生活条件也十分优越。1946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向华盛顿大学提供了50万美元的资助,研究亚洲和中国问题。1950年福特基金会又向该校提供50万美元资金,继续用于日本和中国问题研究,由此华盛顿大学成为可与哈佛大学媲美的美国亚洲问题研究重点机构。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让张仲礼忘记报国的初心,学成之日即是报国之时。

  20世纪50年代的新中国百废待兴,社会主义建设正高歌猛进,社会科学界也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浪潮。新中国向广大海外学者发出了召唤,期待他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张仲礼遂决心放弃美国优厚的待遇,回归祖国。华盛顿大学不愿放行这位优秀的学者,远东研究所极力挽留他。台湾当局在获知消息后,也派要员与其接触,劝说他赴台发展。然而,张仲礼断然拒绝了他们的邀请,因为他向往的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张仲礼的导师梅服士教授听说他要回国,立即写信给他,试图劝阻。

  但张仲礼归意已决。他后来曾说:“我当时赴美留学是想着出去两年就回来的,从出去就没打算留在美国当美国人,没有这么想,一直考虑到要回来的,要留在中国,留在上海。”多么朴素的话语,多么坚定的意志,所以他并没有将家眷全部带往美国,而是将小女儿留在中国,交给其兄抚养。作为优秀学者,他虽早已获得美国绿卡,却始终不愿意入籍美国。他在美国的薪金也只愿领到1958年11月底。张仲礼归心似箭,交代完在美国的所有工作,仅用三天时间就处理完在美房产、车子的出售事宜,踏上了回国之路。但归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美国移民局横加阻挠,甚至在登机的前一刻,美国移民局官员还将他们夫妻分别询问是否真的“自愿”回国,只要有一人回答 “不自愿”,就绝不放行。尽管如此,张仲礼最终还是回到了阔别十余年的祖国,1959年2月便加入了刚成立不到一年的上海社会科学院。

  一心治学 砥砺前行

  来到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张仲礼被组织安排在经济研究所从事史料的整理工作。此时该院百事待举,科研条件远没有华盛顿大学优越。经济研究所承担了许多研究工作,每一项工作的开展都离不开史料的整理。荣氏家族企业史料、英美烟草公司在华企业档案……一项项繁重的史料整理任务压在张仲礼肩上。这份工作枯燥乏味,但是张仲礼任劳任怨,一干就是20年。面对一箱箱布满灰尘的材料,他总是能静下心来埋首其中,一连数日进行资料整理记录。仅英美烟草公司在华企业史资料汇编,张仲礼等人就用了三年时间,调阅了近千箱、近万卷档案,才完成了查阅摘录工作。史料的整理需要十足的耐心,每天的工作就是记录、查阅、再记录,然后是无限的重复。外人或许认为这是一件十分无聊的事情,可张仲礼自己却说“要有坐冷板凳的习惯”,这句话显示了他乐观旷达的性格特点,也道出了做学问的奥秘,即无论面对何种研究,做学问之人都应该静心沉稳。

  当时也有一些人不理解张仲礼为什么会选择放弃美国优厚的条件,回国从事这样一份繁重劳累的工作,甚至有人还怀疑他的动机,要其交代为什么要回来?受了什么任务回来?面对质疑,他都是淡然处之,从不分辩。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对祖国的挚爱,砥砺奋进,默然前行。1971年以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由于外语功底扎实,张仲礼开始从事翻译工作。他准确生动地翻译了各种传记、研究报告,其中《尼克松其人其事》《美国历史上的几个总统》《基辛格》等书籍,为中国工作人员在中美谈判中提供了有益的参考。除此之外,张仲礼还翻译了《非洲经济发展》《苏联的农业》等文章、著作。只要组织需要,张仲礼就会主动承担任务。当时的翻译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大量资料性文章要求随时译出,张仲礼经常要加班加点,但是他总是毫无怨言。别人一般一天翻译800字,他就自我要求完成5000字。当时尽管没有报酬,甚至没有署名,他却总能保证质量,出色地完成任务。

  光荣入党 擘画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知识分子迎来了春天。1980年张仲礼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顺利通过组织的考察,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信心百倍地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79年至1987年不到10年时间,张仲礼发表论文数十篇,内容题材多种多样,既有介绍海外研究中国的学术现状,又有关于抵制洋货、旧中国外企、民族资本等诸多内容,还有对现实和未来的观照,如《中美贸易与旧中国经济的现代化》《从历史角度看中美贸易的前景》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建设出现了一系列现实的经济问题,需要大量有关旧上海企业的第一手资料来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为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提供借鉴。张仲礼等人编写的《荣家企业史料》辑录了荣氏家族企业从1896年成立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的有关资料,为研究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0世纪80年代,外资企业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如何正确引导外资企业在中国健康发展,成为新的时代课题。在旧中国的经济活动中,外国列强的洋行利用其政治经济优势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其进行分析研究,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张仲礼等人恢复了中断十余年的英美烟草公司史料编纂工作,完成了4卷本约120万字的《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又先后出版了《沙逊集团在旧中国》《太古集团在旧中国》等著作。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城乡二元结构逐渐被打破,城市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也越来越大,迫切需要中国学术界对城市史这一领域进行深入研究。这时已经成为院长的张仲礼带领上海社会科学院率先挑起了这份重担,他组织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进行跨学科联合研究,完成了城市史研究的三部曲《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这三本论著特点鲜明,通过综合研究、比较研究、数量研究,既归纳出这些城市的共性,又勾画出这些城市的个性,探讨东南沿海、长江流域近代化过程的规律和特点。

  在美国求学工作期间,张仲礼就养成了勤走勤学的治学习惯。他认为学者不能闭门造车,要多出去调查。张仲礼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一共待了12年,他自己开着汽车去了美国26个州,主要大学的著名学者,他都去采访。改革开放后,张仲礼利用自己在国际学界的巨大影响力,搭建了沟通世界的学术桥梁。他鼓励年轻学者到世界各地游学,参加学术活动。同时他也热烈欢迎国外学者来中国,来上海社会科学院交流访问。在中外学术交流时,他严守党的纪律,在国外访问时恪守集体行动,用外国人习惯的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张仲礼一直重视学术传承,并且尽心竭力培养后备学术力量。由他倡导发起,在上海社会科学院设立了“张仲礼学术奖励基金”,用以奖励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张仲礼对青年学者的发展曾寄语“一定扎扎实实进行研究,并且一定要有创新精神,有新的资料、新的方法、新的思路,才能开始写,一定要写出有生命力的著作”。

  张仲礼在醉心于学术的同时,不忘初心,时刻关心国家的发展和民众生活。他曾连任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将学术和社会责任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他走访基层,细心调研,认真撰写议案,提出了61个议案,其中有8个被列为1号议案而备受关注。

  1948年张仲礼在美国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曾经回到上海,本想大展拳脚,但是腐败的国民政府让他四处碰壁,他不得不失望地再次去美国继续深造。但是当新中国召唤他时,他便义无反顾地冲破了层层阻碍,回到了魂牵梦绕的祖国。他来到刚组建不久的上海社会科学院,能甘坐“冷板凳”,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献。当改革的春风吹暖大地,他如愿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迸发出巨大的学术活力,积极地为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建言献策。所有这一切都源于他那颗最朴素的初心——报效祖国。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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