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唱起《你是灯塔》这首歌
2022年04月29日 11:21 来源:《190aa即时指数电脑版报》2022年4月29日第2398期 作者:吕欣

  “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每当回忆起我的入党历程,耳畔就响起革命歌曲《你是灯塔》。伴随着歌声,80年前的情景浮现在眼前,不禁心潮起伏。

  《西行漫记》:点燃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1937年,我刚小学毕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避战火,母亲带我们离开上海回浙江老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父亲不久后被调到香港分馆,我们又到香港与父亲汇合。由于香港的学费高,我和二姐都辍学了。

  香港同胞爱国热情高涨。抗战爆发后,很多人从内地来到香港,有宋庆龄、何香凝,还有许多记者、文化人、文艺工作者等,各种爱国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父亲的朋友介绍我和二姐参加了青年会。青年会很活跃,我们在那里常听时事讲座,在歌咏队学习和演唱抗战歌曲,还帮妇女救国会上街搞义卖。

  1938年冬,青年会组织“随军服务团”去广东,我和二姐都报了名,二姐被吸纳,因我年龄小不收我。父亲带我参加欢送会,会场上有团员亲属和嘉宾。何香凝老人也出席了,并为青年题词画虎,画虎意指要以猛虎下山之势抗击日寇。她站起身,用拐杖支撑着身体,大声疾呼:青年人要坚定抗战到底之决心,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这些活动使我受到了鲜活真实的爱国主义教育。更为重要的是,父亲买回斯诺写的《西行漫记》,我读完全书,从此知道了中国共产党、红军、延安……心中非常羡慕书中写的“红小鬼”,幻想着自己如果也在其中该有多好!

  香港的爱国活动激发了我的革命热情,而《西行漫记》则成了我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启蒙书。

  1941年4月:初次奔赴根据地受挫

  1939年夏,父亲被商务印书馆调回上海,我们全家就迁居上海,租住在法租界,因为当时只有租界还没被日军占领,被称作“孤岛”。我考入晓光中学初中一年级。学校里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活动很活跃,而且组织严密。

  当时的中学生都关心抗战形势,学校的政治气氛很浓厚,特别是高中同学常有集会活动,持有不同观点的同学会进行激烈辩论。我虽然是初中生,但关心国家命运,也参加高中同学的辩论会。同学中有许多人崇拜蒋介石,而我的立场很明确,就是信仰共产党,认为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我的观点影响了同班同学徐和月、张启琴。徐和月是从宁波来上海读书的,她本来是听到“蒋委员长”就马上立正的,通过与我们的交流才知道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于是很快转变了思想。

  1940年,校内禁止学生集会,地下党就转移到校外,利用教会等合法组织进行活动,如以基督教会作掩护,组织了女青年会华光团。我和徐和月因参加高中同学的辩论会,也就自然跟着进入了华光团,从而结识了不同年级的进步同学。尽管如此,共产党在哪里我并不知道。

  这一时期,我父亲参加了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秘密组织的“读书会”,每周六晚去周建人伯伯家聚会,讨论形势,传阅从新四军根据地带出来的文件、资料。他经常带回一些关于新四军根据地的消息。从他口中,我们得知: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及之后,新四军在苏北重新建立军部;国民党取消了新四军番号,停发军饷;新四军处境困难;等等。父亲对此总是愤愤不平。

  徐和月认识了一位从苏北来的工人,据说是苏北派来秘密印制根据地钞票的。他说,重建的新四军军部在盐城,有抗大正在招生,进抗大学习后就可以分配工作。他还画了从上海到根据地的简单路线图。于是,我决心和徐和月一起去苏北。

  1941年4月初的一天,下午放学后,我们去十六铺码头买了船票(张启琴资助路费),坐上了去南通的轮船。我们坐在统舱的地上,天逐渐暗下来,船还没开,忽然一道亮光照过来,一双大手一手揪着一人的衣领把我俩拉出船舱。原来是晚饭前未见我回家,母亲去学校找,又去徐家。结果,我们被徐妈妈找到,她把我们“抓”回了家。

  初次奔赴根据地就这样失败了。

  1941年8月:光荣入党

  初次奔赴根据地虽然失败了,但却成了我们入党的前奏。我们偷上赴南通轮船的事情,引起了晓光中学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关注。刚放暑假,在华光团活动中早就认识的初三同学祝玉秀就找我谈话。她问我:你想参加共产党吗?我说:很想,但我找不到党啊。她说:那我们一起找。过了几天,她告诉我:找到了。她要我写一写家庭和自己的经历,以及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入党的志愿。我马上答应。

  我用十来天时间,偷偷在家里认真地写了“自传”,还有入党志愿:抗战到底,打败日寇,实现民族独立,为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求解放,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等内容。一共写了十几页纸,并交给了祝玉秀。她看后说:写得好,不过我们是女人,还应加上“为妇女解放事业而奋斗”这一句。

  8月20日,祝玉秀通知我:共产党已批准你入党。并约定9月2日下午1点在徐和月家亭子间接关系,还让我记住对话(暗号)。我非常激动,牢记嘱咐,按要求与党派来的第一位领导同志——江静接上了关系。

  之后,江静和我单线联系,大约每周一次,多半是在比较僻静的马路上边走边谈,并每次约定下次的接头方式。他对我讲了党的保密纪律:不能在非党员甚至家人面前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不能和没有组织关系的党员发生横向联系,等等。他还重点进行了共产党人的气节教育,指导我看哪些书。我则向他汇报晓光校内和同学有什么活动和动态。

  到了12月,江静又约我在徐和月家碰头,说三个月了,你的候补期已满,该转为正式党员,但客观条件不允许举行宣誓仪式,只能用对话替代。他问:你志愿为无产阶级解放和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吗?我答:我志愿为此奋斗终生。问:万一你被捕,准备怎么办?答:绝对保密,宁死不屈。

  这一年,我16岁。

  1942年6月:奔向根据地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英(美)法租界全部被日军占领,学校关门,父亲失业,我们失学。生活过不下去,父母决定回老家。我向江静同志提出要求去苏北根据地,组织批准了,并告诉我约好接关系的时间、地点和暗号。我于1942年2月4日不辞而别,离家出走,独自在上海等待接关系,历经种种磨难,终于在6月初见到秘密交通员。6月6日登上小火轮离开上海,到达南通。我们十几个人汇合后,由交通员带领辗转通过敌伪哨卡,终于走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待到走出被日寇严格控制地界十多里地后,我们这些投奔革命的青年就一起大步前进,欢快地昂首高唱:“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

  就这样,我投入革命洪流之中。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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