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色文献看伟大建党精神
2022年07月15日 08:46 来源:《190aa即时指数电脑版报》2022年7月15日第2449期 作者:忻平 姜楠

  1921—1933年,中共中央长期驻扎上海。这一时期,是党的幼年时期,也是伟大建党精神在形成之后得到进一步传承发展的起步阶段。通过这一时期的红色文献,透视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与外延,是研究伟大建党精神的新视角。

  见证革命道路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和中共中央的长期驻扎地。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到1933年1月迁往江西苏区,除三次短暂迁离外,中共中央一直驻扎上海。党中央驻沪时期的红色文献,记录的是这一时期全党的历史信息,空间上并不局限于上海。其内容极为丰富,依据载体类型可分为以下三大类。

  一是档案。党史档案是各级党组织在活动中所形成的原始记录,因其原始、权威、机密、稀有的特质,史料价值较高。党中央驻沪12年间,中央及各地党组织在工作中产生了海量的文件,包括几次党代会通过的章程、纲领、决议以及日常工作中的通告、命令、报告、宣言、信函等。通过这些档案文献,可以详细观察党的方针政策的变化轨迹,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演进历程,进而感悟党的初心使命。

  二是文稿。许多党员尤其是党内杰出人物在实践活动中,写作了大量文章、著作、书信、日记、回忆录等作品。这些文稿较为充分地反映他们的经历与思想,折射出他们身上的高尚品质和崇高追求。以瞿秋白为例,他的多篇文章探讨革命的理论问题,思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展现了他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从他的笔下可以读出他信仰坚定、忠诚为民的精神气质。

  三是报刊。通过报刊发表革命言论、传播先进思想,是党早期开展宣传工作的重要手段。党中央驻扎上海期间先后创办了《向导》《前锋》《热血日报》《布尔塞维克》《红旗》等报刊,各地党组织也办有许多报刊。这些报刊传达党的声音,能够反映这一时期党的方针政策和思想认识水平,字里行间充满昂扬向上、气势磅礴的精神力量。

  综合来看,党中央驻沪时期的红色文献既见证了革命道路的走向,也反映了党的精神品格,具有重要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蕴含伟大精神

  红色文献与伟大建党精神具有内在关联性。红色文献作为一种红色资源,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伟大建党精神是红色文献的精神内核,构成了红色文献的内在底蕴。党中央驻沪时期的红色文献,呈现了伟大建党精神四个层面的内涵。

  第一个层面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这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的集中表达。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提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等目标。党的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大会宣言在明确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基础上,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

  第二个层面是“践行初心、担当使命”,这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的集中表达。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首次将党定位为“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并提出党组织群众的构想。1929年中央“九月来信”首次明确提出了“群众路线”的概念,要求红军“细心去了解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展现了党为人民谋幸福的使命担当。

  第三个层面是“不怕牺牲、英勇斗争”,这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风范和意志品质的集中表达。敢于斗争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品格。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陷入低潮。在八七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斗争”一词共计出现了119次,展现了危机之下共产党人强烈的斗争精神。1928年3月,夏明翰在英勇就义前挥毫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一雄壮诗篇展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第四个层面是“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担当和人民立场的集中表达。《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规定,申请入党者必须为“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党员的人”。该纲领共15条,其中涉及纪律规定的就有6条。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决议》在党的六大规定的入党资格基础上提出发展党员的五项条件,“忠实”被列为其中之一。

  构建精神谱系

  伟大建党精神形成于建党实践中。红色文献真实记录了这段历史,是研究党史事实的主要史料。通过梳理党中央驻沪时期红色文献,还原这一时期的历史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伟大建党精神的发展过程呈现一致性。党的一大“开天辟地”,正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党的二大以后,党继续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道路。同时,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党认识到建立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的重要性。1923年6月党的三大正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次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由于国共两党之间始终存在矛盾,为解决国共合作中的问题,1925年1月党的四大召开,会议首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推动了党向全国性群众性政党的转型。在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推进各项事业的发展,迎来了大革命的高潮。但这种仿行苏联的革命道路并不适合中国国情,最终只能遗憾落幕。

  1927年革命转入低潮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寻找新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三次“左”倾错误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也影响了党对伟大建党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另一方面,党内一些人士也在进行着中国革命道路的新探索,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等革命家开辟了井冈山道路,开创了多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1929年,驻扎在上海的党中央肯定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著名的“九月来信”明确提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为此,12月28—29日,红四军召开了古田会议,明确了“党指挥枪”的政治建军原则。正是在正确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下,作为精神之源的伟大建党精神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孕育出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古田会议精神等伟大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

  党中央驻沪时期红色文献中保存了党的历史和精神,也留下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化和对国情认识的加深,中国共产党在汲取经验的基础上,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中国革命新道路,最终迎来了革命的胜利。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伟大建党精神研究”(21JZD005)、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上海红色基因百年传承与时代价值研究”(2021BDS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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